国外登山家挑战贡嘎全记录

通往顶峰之路

贡嘎山在二战以前的地理学上地位相当瞩目。

1929年，“凯利—罗斯福探险队”的第二支分队中，英国自然科学家赫伯特·斯蒂文斯来到贡嘎。６月１日，当斯蒂文斯上到哈德山口时，他惊呆了。在《经深山幽谷走进康藏》一书中他写道：“万籁寂静，山脉连绵，巨石裸露，外形壮观，令人惊叹。”“爬了大约60米，我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我看到了金字塔形的雪山高耸入云，左边还有气势不如它雄伟但规模更大的雪山。空中独行者兀鹫在人迹罕至、到处是光秃秃岩石并结着冰的地区慢慢前进。”

以发现丽江和香格里拉而闻名于世的美国人约瑟夫·洛克，先后把贡嘎和阿尼玛卿山标定为世界第一高峰。1930年，粗疏的他把贡嘎描述为海拔9,500米，因此，贡嘎地区吸引了不少国外的探险家。1930年10月，美国《全国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前身）发表了题为《贡嘎山的光采》（the glory of konka）的专稿，约瑟·洛克对“雅博雅峰”做了这样的描述：“走进寒冷、灰色的黎明，但见前方万里无云的天空下，一座无与伦比的金字塔——雅博雅傲然挺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妙绝伦的山峰。墨绿色的天幕下，那座冰雪金字塔呈现出灰色，然后又换作银色，但后来当太阳最初的光芒吻了上来，雅博雅的山顶涂上了一溜金黄”。

其实，早在1878年，奥地利人劳策就进入山区考察。1930年—1931年，瑞士著名地理学家洛克•海姆和爱德华德（Eduard Imhof）也曾进山考察，他们第一次比较准确地测出贡嘎的高度为7,590米。爱德华德的铅笔手绘的贡嘎测量图和贡嘎素描，把贡嘎的信息带给了欧美的地理学家和探险家。

1932年，美国人摩尔（Terris Moore）、波萨尔（Richard Burdsall）首次登顶。这一登山成绩，在当时是人类所能攀登的最高山峰高度。即使拿到今天来看，当时的登山成就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当年的登山者里一个美国人叫Jack Young ，也叫杨昆廷（昆丁），是在美国出生中国长大的华人。他以博物学家和博物馆采集员的身分，参与组织贡嘎山区的探险和考察。他还作为最早寻找大熊猫的人，帮助美国人露丝把大熊猫第一带出了中国。

在长期冰川作用下，贡嘎发育为锥状大角峰，周围绕以峭壁，攀登非常困难。1957年5月，中华国总工会登山队(中国登山队的前身)首次独立攀登7,000米以上雪山时，就选择了贡嘎山。就像初学开车的人，第一次独立上路，就选择了一条危险的山路。6月13日，由队长史占春率领，六人沿西坡转西北山脊登顶贡嘎，这一成绩从登山技术而言，某种程度要比1960年的珠穆朗玛峰更甚一筹。“在经验不足、装备简陋、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经过九死一生的拼搏，六人登顶成功。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队员丁行友遇雪崩身亡，国德存、师秀、彭仲穆在登顶下撤途中滑坠遇难。” 他们是第一批在贡嘎牺牲的登山者，也是第一批为我国登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从这一年开始，贡嘎成为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发祥地。当时的登山者，如登珠峰的史占春、刘连满，成为我国登山运动的开创力量。

1932年到1997年间，总共六次登顶都是从西北山脊登顶。1998年，韩国队牺牲一人，沿难以逾越的危险的东北山脊第一次登顶：这是人类第七次登顶贡嘎山，而这条东北山脊路线曾夺取了四次攀登中的14个日本人的生命。

前仆后继的追逐之梦

20世纪30年代，贡嘎山的科学调查、登山探险是一个黄金时代。很多知名的科学家、登山家到此进行活动。从1980年以来，来挑战贡嘎的都是一些非常出色的登山家，20世纪80年代来到贡嘎的探险家里更不乏世界级登山泰斗。

瑞克·里吉韦（Rick Ridgeway）是登顶海拔8,000米以上最难山峰K2的美国第一人，也是人类第一个无氧登顶K2的登山者。1980年，攀登贡嘎的瑞克一行四人在下撤中被雪崩打落200米，同行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怀特（Wright）因受伤太重而在瑞克怀中咽下最后一口气。20年后的2000年，瑞克带了怀特的21岁的女儿阿茜娅（Asia Wright）回到贡嘎山。瑞克将对好友的追忆写成了一本颇动人的书——《Below Another Sky》。

1980年登顶的德国人杰哈德（Gerhard Schmatz）在8,000米以上级别探险以及德国登山界里享有盛誉。

不幸于2003年9月在希夏邦马峰遇难的安东尼（Antoine）是2002年登顶贡嘎的法国队成员，“外表安静而且略带腼腆”的他，不仅是第一位无氧气登顶珠峰的法国人，还成功地完成过很多困难的攀登——曾成功登上加拿大的巴芬岛，美国的Yosemite，尼泊尔的Nilgiri峰，印度的Arwa Tower。2003年，安东尼和妻子仅用三天时间完成了Nameless Tower上的路线“Eternal Flame”（永恒的火焰），该山位于登山者的技术圣域——巴基斯坦“Trango”地区。

计划于2004年攀登贡嘎的查理·福勒（Charlie Fowler），是当今美国最活跃的技术攀登者之一，曾单独开创了四姑娘山著名的幺妹峰南坡直上线路，并独自登上5,413米的婆缪峰、5,666米的羊满台、雀儿山等山峰。

沉重的代价

从1957年至1999年底，共有八支队伍的24人登顶贡嘎主峰，同时也一共有二十多人遇难，包括四名中国人，14名日本人，一名法国人，一名美国人，一个韩国人，一名瑞士人。

贡嘎的凶险是如此非常，其中，日本登山者付出的代价最大。他们锲而不舍地将对贡嘎的狂热从一代登山者心中传递给另一代登山者。有朋友开玩笑说，贡嘎可谓是梅里之外的另一个“抗日”名山。1981年—1994年，日本来了29个攀登队员，19个遇难——14个是在贡嘎主峰，五个在莲花山遇难。其中有12个是在尝试难度更大的东北山脊时，因雪崩或滑坠而未能返回。韩国队的登山风格与日本队有一定的相似性，近年来，他们在高海拔上的难度创造性上甚至更为出色。

2001年，四川省登山协会联络官高敏，为寻找1998年在贡嘎山遇难的一名韩国队员，与韩国登山队从海拔4,400米处，准备沿着1998年韩国队员滑坠路线向上寻找队员遗骨。当行进到海拔4,600米左右时，只见洁白的冰层掩映中，一只红色的袖套异常醒目，而在袖套旁的冰层中露出了一截被撕裂的腿。遗骨的袜子上有一排日文，按拼写应该是“小野寺”的缩写，初步估计这是20年前在海拔7,000米处遇难的日本登山队员，很可能就是小野寺忠一。随后，高敏将情况通报给了1981年日本北海道山岳会贡嘎山12人登山队队长阿部干雄。当年，阿部干雄曾在贡嘎山上失去了八位队友，为了寻找遇难的队友，阿部干雄已先后三次赴贡嘎山搜寻。

贡嘎山登山史上最具传奇性的，莫过于松田宏也的故事，这也是一段日中友谊的佳话。1982年，日本登山队的松田宏也和管原信冲顶时，在离顶峰还有50米的地方遇到雪崩，与大本营失去联络而失踪。当时，管原信遇难。山下的队友们几番搜救未果。十几天后，两人依然渺无消息，登山队判断他们彻底没救了，于是宣布他们遇难，追悼会开完后就撤营回国了。而令人喟叹的松田宏也，从大约7,000米处的雪崩停留处，凭着仅剩的一块巧克力、冰雪、衣服和青草，19天后，摇摇晃晃地出现在海螺沟2,900米的地方，大约是现在一号冰川城门洞所在位置。幸运的松田被当地上山采药的彝族同胞发现，奄奄一息昏倒在水边的他获救了。即使手脚因冻伤全被截去，但在雪线以上无保暖及食物的情况下，他竟然生存19天，这真是生命的奇迹，也是松田宏也意志的奇迹！

这就是贡嘎的登山生死历史风云，令人咋舌和惊叹，使人对贡嘎怀抱以崇拜与畏惧的心理。但是，山在那里，那就是对登山者永远的召唤！